2017年5月，瑞東花園社區在廣州市黃埔區南部建成。作為廣州市大型的保障性住房小區，瑞東花園共有13棟樓，涵蓋安置房、經適房、公租房及人才公寓。3592戶，在0.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構建起一個多元混居的微型社會。

　　深圳最大的保障房小區龍海家園更早落地。2014年12月底交付使用的24棟樓里，住著1.2萬余戶、約2.6萬人，全部為公租房住戶，占據了所在桂灣社區四分之三的人口。

　　近十年過去，當保障性住房實現“安居”，走向“優居”，在超大型城市里重構家園，成了新的命題。2023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積極穩步推進城中村改造的指導意見》，提出將城中村改造與保障性住房建設相結合，除安置房外的住宅用地及其建筑規模原則上應按一定比例建設保障性住房。

　　位于廣州和深圳的這兩個大型社區，復雜如中國社會本身的人群構成，在高速流動的城市化進程中，鄰里關系如何建構？社區認同如何延續？這是兩座一線城市對同一道超級難題的不同回應。

　　混居之始：能不能建一堵墻？

　　走進廣州瑞東花園小區，你很難感知到它的特殊之處。它看起來和任何一個2010年后建成的商品房小區沒什么兩樣：淡黃色的樓體，整齊的綠化，孩子在籃球場嬉鬧，老人在亭廊下聊天，偶有流浪貓出沒，警覺地盯著不遠處被主人牽著的小狗。

瑞東花園小區一角

　　但瑞東花園社區書記梁燕桃給到了一組數據，3592戶居民，被四種截然不同的“身份”劃分：兩棟公租房，住著全市各區困難家庭；四棟經適房，住戶是多年前以“幾千塊一平”買下產權的幸運者；兩棟人才公寓，住的是附近醫院、企業的員工；還有五棟安置回遷房，住的是臨近村落的回遷村民和部分租客。

　　廣州是全國住房保障工作起步較早、進程較快的城市之一，從1986年就開始推進住房保障工作。2023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積極穩步推進城中村改造的指導意見》，提出將城中村改造與保障性住房建設相結合，除安置房外的住宅用地及其建筑規模原則上應按一定比例建設保障性住房。

　　“十四五”期間，廣州保障性租賃住房籌建數量位居一線城市第一，建設總量約占全省建設總量近一半。同時廣州也在積極探索“租房+保障性租賃住房+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等多層次、多樣化、多元化住房供給體系。

　　瑞東花園的“混居”，是廣州近二十年城市發展的縮影，是政策、拆遷、安置層層疊加后的產物。而融合的起點，往往是隔閡。

　　“最早有回遷村民提議，能不能在中間砌一道墻？他們想把回遷房區域和其他樓棟隔開。”梁燕桃回憶道。墻雖未砌起，但人與人之間的防備清晰可見。

　　生活習慣的沖突隨之浮現。養寵物的居民對狗便處理得不在意，讓小區一度“到處都是，一片一片，很夸張”。人群的復雜性與高流動性，讓良性溝通變得困難。

　　與此同時，一百多公里外的深圳龍海家園，面對的則是另一種量級的“混合”。24棟超高層建筑像一道巨型屏風，延綿1.8公里，里面裝著1.2萬戶、近3萬人。它的“混合”在規劃圖紙上就已注定，它是全國首個建在地鐵車輛段之上的保障房小區，也就是所謂的TOD模式（地鐵上蓋），位于廣東自貿區深圳前海蛇口片區內，是產城融合的典范。

深圳龍海家園密集的樓房。

　　在高房價的超級都市，如何為新市民和普通家庭，提供一個不僅“住得下”，更要“住得好”的選項，深圳創新提出保障房的“四跟”——跟著產業園區走、跟著大型機構走、跟著軌道交通走、跟著盤活資源走。后來更是將“十四五”期間的保障房建設目標，從54萬套（間）大幅調升至74萬套（間）。新增的20萬套，幾乎全是保障性租賃住房。

　　龍海家園正是深圳的代表作品，也是某種縮影。未來將有數百萬像當年首批入住者一樣的普通人，涌入一個個“龍海家園”。這場城市化進程里，深圳正從追求住有所居的物理覆蓋，轉向探索居有所屬的社會融合。

　　如今的前海片區，樓宇櫛比，配套齊全，但在2015年，這里的衣食住行等生活配套，幾乎是空白。“什么也沒有”，是當時來到這里的幾位龍海家園居民的第一感受。居民吳光偉提到，當時很多人因為位置偏僻，不愿意選這里，“最初地鐵只開了鯉魚門站A口，路面不暢，雨天積水嚴重，我們都說要乘船出行，龍海家園也被叫作龍宮。”

　　吳光偉是一位單親媽媽，2015年夏天，她帶著孩子搬來龍海家園。正好是暑假，小區里什么商業都沒有。她白天上班，有天跑客戶沒能及時回家，因為沒有餐廳沒有外賣，孩子自己在家煮泡面，結果不小心把開水燙在了肚皮上，當時皮都燙掉了一塊。小孩冷靜地先用了冰敷，又用涼水沖了很久，處理得很及時，然后再給吳光偉打電話，“媽媽，我燙到了。”

　　吳光偉再說起這件事時，聲音微微顫抖。“這件事之后，鄰居們知道了我們家的情況，孩子中午常常一個人在家。我們那一層有位鄰居，是位老人家，她就主動說，別讓孩子自己做飯了，以后中午我給他端一碗飯過來。”

　　因為“什么也沒有”，龍海家園鄰里間的互助，就這樣埋下了一顆顆種子，讓之后的人情味慢慢濃起來。

　　正如瑞東花園最初的“墻”終未砌起，龍海家園從“什么也沒有”到人情漸濃，混居本身即是融合的開端。當不同背景的人們不得不共享一片屋檐，隔閡與沖突反而催生了對話與理解。

　　從老城區住戶和城中村租客，到社區共建者

　　2016年春天，郭佩儀拿到了瑞東花園經適房的鑰匙。推開新家門時，整個樓層靜得能聽見回聲，她是這層唯一的住戶。窗外工地轟鳴，樓下連個小賣部都沒有。那種感覺，她后來形容為“彷徨”。

　　她在廣州長壽路長大，那是廣州的老城區，有著深厚的老廣街坊互助傳統。所以當“狗屎遍布”的問題出現后，看著社區書記組織黨員志愿者每天拿著工具去撿，一個個勸導，熱心的郭佩儀加入了進來，她不養狗，但不希望自己的小區被狗屎淹沒，便牽頭組建寵美家園服務隊，核心工作是每周三上午放置、更換“狗狗便箱”里的報紙，為遛狗居民提供方便，并口頭勸導，“我們就說給他聽，最起碼你就拿張紙，把那個狗屎撿好”。

　　幾年下來，每個星期三，郭佩儀和志愿者們從未間斷。變化在悄然發生，養狗的居民開始主動帶紙、清理糞便，碰到郭佩儀時還會笑著打聲招呼，草地重新變得干凈。

　　“我喜歡做志愿者，因為我覺得很開心，好像有一個責任感。”郭佩儀用夾雜著粵語的普通話說。她自然而然地，將老城區“鄰里守望”的習慣帶到了新社區。

　　如果說郭佩儀是本地居民融入新社區的代表，伍唐的故事則是一個外來者如何一步步共建家園的縮影。

　　伍唐是廣州某醫院重癥監護室護士。她是湖南人，來到廣州工作后的居住史，清晰地勾勒出一條“住房階梯”，最早，她住在黃埔區的城中村，每個月房租800元，鮮少見到陽光，后來，她搬到附近普通商品小區，2022年通過人才住房申請，租下瑞東花園一套92平方米的四房公寓。客廳寬敞明亮，社區配套設施一應俱全，她和家人都很喜歡這里。

　　一次義診中，她為一位居民測出180/110mmHg的高血壓，結合其糖尿病史和頭暈癥狀，當即轉介醫院。“后來這位阿叔住院五天，血壓控制平穩后才出院。”伍唐說，“我們的工作很高壓，但通過做志愿活動幫助別人，可以讓自己安靜下來。”

　　伍唐很喜歡瑞東花園，對于小區的許多探索和反饋也來自她的母親。和小區里許多年輕雙職工夫妻一樣，父母從老家過來幫忙照看孩子。伍唐的媽媽來了后，就總和她說，瑞東花園的夕陽活動室、青少年活動中心和長者飯堂都做得很好，“夕陽紅活動站還貼心地設計了護欄，適老設施的細節非常用心。我爸媽也很喜歡這里，想要一直續租下去。”

瑞東花園的夕陽活動室的一個下午。

　　從“城中村租客”到“保障房主人”再到“社區共建者”的躍遷，是新一代城市移民安居故事的縮影。保障性住房吸引和留住“人才”，而人才對社區的反哺，往往能產生遠超物質補貼的社會效益。

　　在超級城市的小區里，擁有一個菜園

　　龍海家園同樣在探索黨建引領小區治理機制。面對1.2萬戶、近3萬居民的治理挑戰，這里建立了一套清晰的“輸入-輸出”系統：線上通過“民意速辦”平臺、微信群矩陣實現全天候反饋，線下則依托“書記下午茶”、網格走訪等觸點收集訴求。所有渠道最終匯聚到小區黨支部，它們如同社區的“中央處理器”，負責將海量意見分類、轉譯并推動解決。

　　曾被電動車塞滿的架空層，如今擺上了長椅與綠植，墻上還掛著居民自己創作的書畫作品。最引人注目的是那面長長的“深港融合”彩繪墻，“為了避免電動車亂停，我們在尺寸上也做了落地的調整，這樣彩繪完成后，人們會自然地不將電動車停放在墻前，而是主動地將彩繪展示出來。”

　　但最具代表性的，是小菜園的共建。

　　菜園的起源可追溯到2020年，物業與居民協商后，決定將這片閑置角落改造為種植區。最初的設想是親子科普，但孩子們開學后維護中斷，遂改為志愿者認養制。

　　很難相信在深圳前海這塊寸土寸金的地方，一個小區能擁有一個小菜園。龍海家園的小菜園，每個種植箱培養著不同種類的蔬果，它們整齊排列在小區一角。這里是社區志愿者用服務積分兌換來的“責任田”，半年一輪換。

　　12月的一個下午，天氣晴好，吳光偉正在菜園里忙碌。番茄、蘿卜、生菜、黃瓜……小菜園不大，但蔬果的長勢喜人。“種什么自己決定，收成也歸自己。”吳光偉說。她正忙著搭建角落里兩壟公共菜地，想著未來收成用于慰問社區里的獨居老人。

龍海家園的小菜園，志愿者正在打理蔬果。

　　種植經驗在鄰里間緩慢傳遞。第一年，蝸牛吃光了大部分菜苗，居民們打著手電夜間抓蟲。如今，他們在種植箱放上帶刺的木棍，防止流浪小貓偷吃。這個空間逐漸承載起復合功能。工作日的上午，多是退休居民在照料菜地，周末則成為親子自然教育的場所。吳光偉提到，曾有位長期獨居的阿姨，一開始有點抑郁情緒，后來每天來菜地，慢慢走了出來。

　　除了菜園，龍海家園還有一座小花園。

　　去年八月，一次社區“書記下午茶”上，一位小朋友輕聲說：“我們小區能不能有一座花園？”當天，這句話就被黨支部書記帶到了社區黨委的會議桌上。

　　需求很快被認真對待。黨委組織起3個黨支部、6個居民小組全面排摸，發現這個住著四千多名青少兒的小區，確實需要一座能陪伴成長、啟迪探索的科普花園。黨建聯席機制發揮作用，一家愛心企業認捐45萬元，北京大學的專業團隊被請來設計，127種植物被精心挑選，每一株都附上知識卡片。

　　花園最終定名“奇跡花園”。“書記下午茶”搬進了這里，親子活動、長者互助、植樹實踐陸續開展。它不再只是一片綠地，而成為社區對話、教育與情感聯結的鮮活載體。

　　一座小小的花園就此誕生，面積不大，但穿越其中，就好像進到了一個迷你植物園中。在這片萬人小區，奇跡花園的出現，讓社區變得溫柔起來。

龍海家園里的奇跡花園，是居民們日常休憩聊天的好去處。

　　從菜園到花園，它們共同證明，當居民從“被服務者”轉變為“共建者”，當黨建從“引領者”深化為“賦能者”，鋼筋混凝土的樓宇便能真正成為人們心中的“家園”。

　　“我們都是新客家人”

　　從共繪深港彩繪墻，到共享菜園，再到共建“奇跡花園”，龍海家園像是在系統性地孵化“創造項目”，將企業資源、居民技能和公共需求精準對接，讓居民系統性地產生參與感、成就感和歸屬感。而在瑞東花園，這表現為人情網絡中不斷涌現的關鍵人物，去推動一次次義診、活動和小區改造，讓認同感在每一次具體的善意交換中積累、沉淀。

　　常毅是龍海家園最早一批住戶，也是深圳最早一批建設者。近十年過去，他愈發喜愛這個社區。“我從來沒覺得自己是租客，我們就是主人。”他將自己形容為“新客家人”，這個稱呼巧妙地將嶺南傳統的客家移民文化，嫁接到當代深圳建設者身上。它似乎意味著，我們來自五湖四海，像歷史上的客家人一樣遷徙奮斗，我們在這里“客居”而成“家”。

　　當然，龍海家園也有局限，居住面積多為30至55平方米，對不少家庭而言顯得局促。但常毅看到了另一面，隨著周邊配套與公共區域的完善，以及社區文化的形成，有限的居住空間反而促使更多居民走出家門。

　　“50平方米關不住人，必須下樓。”他說。狹小的私人空間，將居民“推”向公共空間，為互動創造了物理上的必然性。“有點像過去的大院文化。”

　　桂灣社區黨委書記趙剛也注意到了這一現象：“即便是在超大型城市中高流動性的保障性社區里，依然能夠培育出宛如熟人社會般的緊密鄰里關系。”空間局促，但情誼流動。

　　在瑞東花園，同樣生長出了令人向往的鄰里關系。伍醫生與同樓層的兩戶鄰居家庭結構相近、孩子年齡相仿，他們常一起過節，周末結伴露營，“雙十一”拼單購物。“我平時幾乎不鎖門，”伍醫生說，“大家彼此照應，有事隨時都能互相幫忙。”

　　梁嘉輝是瑞東花園附近的文沖村居民，因文沖村拆遷，暫時租住在瑞東花園回遷房，等待原址回遷。他們曾將小孩托管給同小區的鄰居，對方也托管過孩子過來。這種“互助托管”的信任，是社區融合的隱喻。“對方不是村民，也不是廣東人，更神奇的是，兩小孩還是不同學校的，但就喜歡在一起玩。”

　　梁嘉輝經常帶孩子參加社區組織的露天電影放映，“有點像過去在村里看電影，但其實我在文沖村的時候反倒沒看過。而且這里反倒比村里更安靜，住起來更舒服。”瑞東花園的社區活動，在某種程度上替代甚至超越了原村落的傳統公共生活。

　　時間來到2025年年底，廣深兩地的社區，都不約而同地觸碰到同一個深層命題，如何讓這份融合可持續建設下去？

　　許多問題依然有待解決：有限的車位、激增的電動車；白天的社區屬于老人和孩子，晚歸的上班族如何融入？對于港澳居民，“灣區融合”如何從墻面標語走進廚房和議事廳？如何更好地滿足適老化改造？如何及時發現獨居老人的抑郁傾向、高壓青年的心理危機？

　　年輕的社區工作人員們都在忙碌。梁燕桃一有空就在瑞東花園里溜達，和居民聊家常，收集最原生態的意見；趙剛則在居民議事會上聽取建議，走訪企業，推進資源整合。有沒有可能通過夜校盤活青年參與共建的積極性？是否可以通過更多文藝活動，吸引港澳居民、外籍人士參與？這是他最近在思考的問題。

　　廣深兩地的探索還在進行，沒有標準答案，但兩座城市為全中國正在加速推進的保障房建設，標定了兩個至關重要的探索維度：制度的效率與人文的溫度。

　　在這兩個社區的故事里，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原子化時代，依然有這么多人愿意相信，并且身體力行地證明：小區，可以成為家園；鄰居，可以成為家人。

　　（ 記者 夏偲婉 海報設計 武君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