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發布的《廣東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下稱《規劃綱要》)提出,促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深度融合發展,鼓勵制造業企業向服務型制造轉型,引導服務業企業向制造業拓展。
“這既是產業發展規律的必然,也是塑造競爭新優勢的關鍵之舉。”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表示,廣東可以通過城市群、都市圈帶動服務業要素流動,延伸優質服務半徑;還可借助香港橋梁作用,推動標準規則與國際銜接,促進數據、資本等要素在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全球便捷流動。
生產性服務業提質增效是當前重點
南方日報:《規劃綱要》和全省高質量發展大會都聚焦制造業與服務業協同發展。廣東為何將兩業協同提升到如此戰略高度?
郭萬達:廣東將兩業協同放到重要戰略高度,背后隱含三個考量。
第一,尊重產業發展規律。制造業和服務業本身是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支撐,兩者相互促進、互為賦能、深度融合、協同發展。從微觀看,設計研發、品牌營銷、法律會計、金融服務等,都是服務型制造;從中觀看,生產性服務業圍繞生產來服務——搞研發需要風險投資,產品供給需要物流運輸等;從宏觀看,不同階段兩業比重不同,但一定是協同的關系。
第二,兩業雙向賦能。全省高質量發展大會提出“以制造之強牽引服務業之優,以服務業之優增進制造業之強”。制造業發展強大后,會對服務業產生需求牽引,推動服務業發展。廣東服務業集聚在大城市,因為大城市產業齊全、服務功能強;而城市優質的服務業也會對制造業產生吸引力。
第三,提升競爭優勢。在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時期,企業可以充分利用國際分工,用最低的成本實現全球化布局。但在逆全球化和地緣政治背景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成為關鍵。就如當下,霍爾木茲海峽一旦封鎖,運輸物流中斷,就會給全球經濟帶來沖擊,暴露產業鏈和供應鏈過度依賴外部的風險。自身擁有完整的制造和服務體系,就能確保安全,提升競爭優勢。
南方日報:關于服務業的提法,廣東從“十四五”的“提升現代服務業發展能級”變為“十五五”的“促進服務業優質高效發展”。如何理解這一變化?
郭萬達:這一變化標志著服務業發展階段從規模擴張轉向質量提升。2025年,廣東服務業增加值連續41年位居全國第一、占GDP的比重近六成。提質增效成為關鍵。
生產性服務業提質增效是當下的重點。一是向微笑曲線兩端延伸,提升研發設計能力,掌握核心技術,向服務業價值鏈的高端延伸,發展軟件信息服務等高端服務業。二是發展服務型制造,推動生產性服務業與先進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未來產業深度融合,包括“人工智能+”在科研、物流、金融等領域的應用等。
要如何實現生產性服務業提質增效?首先是需求牽引,制造業提出需求,服務端滿足需求;其次是科技賦能,數字化智能化為生產性服務業提質增效創造良好條件;第三是要開放合作,廣東制造業參與全球分工,需要標準、規則、規制、管理等方面的開放銜接。
生活性服務業則要向多樣化、便利化、高品質發展,滿足居民在醫療、教育、娛樂、文化旅游等方面的需求。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時代,要滿足人們對更高生活品質的需求。
鼓勵生產性服務業形成中心節點與輻射網絡
南方日報:《規劃綱要》特別提到,要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如何理解“合理比重”的提法?
郭萬達:“合理比重”隱含三重含義。
第一,防止制造業比重過快下降。制造業是實體經濟的基石,比重急劇下降會導致就業受影響、服務業失去服務對象、科技創新無法轉化為產品。所以無論從國家還是城市角度看,保持合理比重都是必要的。
第二,合理比重的量化參考。從國際經驗看,大國制造業比重25%—30%比較合理。這與發展階段、資源稟賦、人均GDP水平相關。廣東“十四五”規劃提出制造業增加值占GDP超30%的目標,現在仍強調要保持合理比重。深圳曾出現服務業比重過高、制造業下降的情況,后來通過政策引導回升,說明不同階段比重會變化,但25%—30%是必要的參考區間。
第三,產業鏈供應鏈安全與韌性。逆全球化和地緣政治背景下,合理比重體現了政府的適度有為,是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結合。如果完全按市場規律,成本上升后制造業搬走,可能會出現空心化。廣東制造業鏈條齊全,發展服務業的同時強調合理比重尤為重要。
南方日報:當前廣東生產性服務業集中在廣州、深圳,佛山、東莞等制造業重鎮有制造缺服務,粵東西北則“兩頭弱”。如何改善這種發展不平衡的局面?
郭萬達:改善不平衡需從三方面著手。
第一,產業梯度轉移時同步推動服務業跨區域延伸。制造業轉移不能只是制造環節轉移,風險投資、工業設計、物流等生產性服務業也應延伸過去。服務業不是轉移,而是服務半徑的延伸。這就要求網絡寬帶等基礎設施同步完善和城市功能同步提升。
第二,通過城市群、都市圈帶動服務業要素流動。城市群、都市圈是區域協同、兩業協同的重要載體。人口流動帶動服務流動、信息流動、要素流動。軌道交通等基礎設施改善后,服務業自然也會跟著去。
第三,鼓勵生產性服務業形成中心節點與輻射網絡。金融、物流、航運、數據等要素都應構建中心與節點。節點意味著服務輻射半徑的延伸,讓更廣闊的地方享受到同等的服務。如深圳是金融中心,清遠、韶關等地可以成為金融節點;深圳鹽田港有國際航線,惠州可以成為物流節點,韶關通過鐵海聯運也可以成為物流節點。
推動標準規則與國際銜接
南方日報:粵港澳大灣區內,香港的專業服務業、澳門的會展文旅業與珠三角的先進制造業如何協同?還有哪些壁壘需要突破?
郭萬達:新的兩業協同不能停留在“前店后廠”模式。香港提出新型工業化,大灣區要發展服務業,應升級為新的兩業協同:“香港的服務業和新型工業化”與“大灣區內地9個城市的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協同。
具體包括三個層面:一是“研造一體、前研后造”。香港有研發能力,珠三角有制造能力,但香港也應有研發型制造,實現產學研一體。研發本身就是服務,需要科技服務、教育支撐等。二是香港專業服務業與珠三角生產性服務業融合協同。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珠三角也要發展金融、貿易、航運,需要協同發展。比如組合港是物流協同的例證,香港上市公司回深圳上市是金融協同的探索。三是香港新型工業與珠三角先進制造業協同。某些小批量、高附加值、面向國際標準的制造環節可在香港,大規模制造在珠三角。
新的兩業協同關鍵在于規則銜接、要素流通。香港國際化程度高,應借助香港橋梁,推動標準規則與國際銜接,促進數據、資本等要素在大灣區內部及國際間的流動。
澳門作為旅游休閑中心,更多是市場協同和文化旅游服務需求。此外,澳門也在發展金融、文化創意設計產業等,可以和大灣區內地城市協同。
南方日報:世貿組織預測2026年全球貨物貿易量增長率將放緩至1.9%。在這種外部環境下,兩業協同給“廣貨行天下”帶來哪些挑戰和機遇?
郭萬達:兩業協同對“廣貨行天下”有多重意義。
第一,從賣產品向“賣服務、賣標準、賣品牌”升級。出海不能只是貨物貿易,要賣廣東標準、廣東品牌,服務就是增值部分,提升“貨物”價值鏈。
第二,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協同出海。粵企對外投資,比如到匈牙利、墨西哥設廠時,金融能否進入、供應鏈配套能否跟進、法律咨詢能否到位,都是關鍵。香港在此過程中可發揮重要作用,與廣東聯手,跟著廣東資本去投資。
第三,契合“五外聯動”戰略。外貿、外資、外包、外經、外智的聯動也隱含制造與服務的聯動。ODI(對外直接投資)與FDI(外商直接投資)互動,金融、物流、港口、航線、國際航班、貨機等都要增強。兩業協同有利于助力整體出海。
第四,倒逼制度型開放。廣東可借助香港橋梁,推動標準規則對接、要素流通。企業出海后接觸不同標準和環境,會反過來促進國內服務業提質增效,形成良性循環。出海帶來的新認知、新標準需求,將促進兩業協同持續升級。
(記者 賓紅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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